1972年10月13日，一架載有45人的客機從烏拉圭飛往智利，但因為遇上風暴墜毀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脈上。機上45名乘客中包括烏拉圭的橄欖球手及其家屬，21人當場喪生，其余24名幸存者中，8人在逃生中被雪崩奪去生命，16人于同年12月22日之前陸續走出雪域而生還。幸存者為了在冰天雪地的惡劣環境中存活，被迫以遇難者的人肉果腹。

　　1972年10月12日，烏拉圭的一支業余橄欖球球隊老基督徒球隊租用烏拉圭空軍571號包機，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參加一場橄欖球比賽。納多·帕拉多，時年23歲，是當時老基督徒隊的一員。他后來回憶說：“在我們出發去圣地亞哥的前夜，隊長告訴我們，飛機上有十個空座位。如果誰愿意帶家人或者朋友，那就去吧，他們可以免費坐飛機。”于是帕拉多帶上了母親澤尼亞和妹妹蘇茜，他沒有想到，這卻是一條不歸路。圖為烏拉圭人、心臟專科醫生羅伯特·卡內薩，當時的幸存者之一。

　　當天，飛機飛到安第斯山脈附近時，天氣變得很糟。飛機在阿根廷的門多薩臨時降落。第二天早上，飛機從門多薩起飛，飛往圣地亞哥。下午3點多，飛機突然開始輕微顛簸。大部分乘客并沒有在意，但是飛機顛簸得越來越劇烈，甚至連飛行員也沒有意識到，此時飛機已經偏離了航線。此時，整個山脈上空云層密布，飛機按計劃應橫過安第斯山，到庫里科去，之后再轉向北，飛往圣地亞哥。

　　然而，在茫茫云海中，飛機撞上了安第斯山脈深處的一座無名山峰，飛機尾部被撞飛，機身前半部分順著山坡滑落。由于特殊的U型坡度和厚厚的積雪，飛機最終停了下來。45名乘客，33名得以幸存，包括帕拉多和他的妹妹，但兩名飛行員都不幸遇難。沒有人能告訴這些幸存者他們當時在哪兒。

　　終年積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溫度低至零下30℃。第一夜，5個重傷的幸存者在嚴寒中死去。空難幸存者愛德華·斯特勞克回憶起第一夜的經歷時說：“我們把所有尸體從機艙拖到外面，這樣我們在機艙里就有更多的空間。”這些幸存者用摔壞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飛機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縫隙處，把飛機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來縫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

　　晚上所有人擠在一起，臉對著臉睡覺，這樣呼出來的熱氣就可以噴到對面人的臉上。我們都帶有打火機，可以輕易地生起火來，但身邊卻沒有可以燃燒的東西。我們甚至燒掉了我們所有的紙幣———大約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來取暖。然而這樣也無法阻擋不斷有人死去。

　　然而，不幸卻持續降臨。10月29日，空難發生后第16天，一場雪崩沖毀了幸存者們賴以生存的機艙殘骸，8人當場遇難，另外19人在機艙中被困3天后爬出雪堆;11月15日，空難發生后34天，又有3名體弱和受傷者死去，幸存者只剩下16人。帕拉多想起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等待充滿恐懼，從某種角度來說，等待就意味著被判了死刑。我一直對自己說，我必須盡快離開這里。”

　　12月12日，空難發生后第61天，包括帕拉多在內的3名幸存者決定走出最冒險的一步，也是唯一可能的一步——翻越西邊的高山，尋找救援。3名幸存者的想法很簡單，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經過9天的艱難跋涉，度過了極度的疲憊和深夜的嚴寒，帕拉多和他的同伴終于走出了高山雪線，走進了河谷地帶。12月20日，他們看到一個騎馬人的身影;3天后，12月23日，救援直升機救出了所有幸存者。16名幸存者的獲救，被稱為“安第斯奇跡”。圖為以此災難作為藍本的電影劇照。

　　或許我們可以把這樣一句話送給這些幸存者：“在死亡的底色上，生命更具雕刻的美。”這場空難已經過去40年了，當年的幸存者在與死神的不期而遇中奮力抗爭。如今，他們已經走到生命的暮年，他們中很多人都承認，正是這場空難改變了他們對生命的認知。帕拉多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這么一句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安第斯山。”這座安第斯山就是生命本身潛藏著危險和絕境，但又一定蘊藏的希望和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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