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許金聰，是福建晉江籍僑商，我與民航的故事要從近40年前說起——

　　手里攥著花460美元買的香港往返菲律賓馬尼拉的機票，坐上32座的大客車，花了24個小時，一路“哐嗒哐嗒”從泉州晉江顛到深圳，再從深圳過關到香港啟德機場。

　　△福建晉江籍僑商許金聰

　　那是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我第一次坐飛機去菲律賓。當時我還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兒，對南洋這個從小就“熟悉”的地方充滿向往。一路輾轉讓我想起了下南洋的祖輩，他們浮海居夷只為謀一口飯，一代又一代人用難以想象的勤勉與堅韌，將華人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了異國他鄉。

　　△華人下南洋，極大地推動了東南亞各國開發與發展

　　在沒有飛機的年代，祖輩是通過什么交通方式下南洋的呢?小時候母親說過，沒錢的、膽大的就去坐帆船，沿岸停靠，單程半年;條件好一點兒的才能坐汽船，也要花3個月。從那時到現在，不過100年左右的時間。

　　后來，一位同我合作了20多年的老華僑說，上世紀60年代，他第一次從印度尼西亞回中國，經新加坡中轉到廣州。飛機降落后，他驚訝地看到工作人員居然用手推廊橋。機場航站樓的燈光昏暗無比、陳設老舊，像是走進了一個車庫。貧窮和落后是當時中國民航的特點，也是整個國家的特點。

　　為什么我要在1980年去菲律賓?上世紀70年代末，我剛從部隊退伍，沒有事情做，便騎上自行車，拉著糧食，走街串巷換東西，目標是賺到1萬元。充滿戲劇性的是，沒過幾個月，我便被安排到市場管理委員會工作，專門“對付”小商小販。改革開放后，很多地下“黑作坊”終于可以正大光明地搬到地面上來了。當上干部沒幾個月，我就下海創辦了生產紡織機的小廠，很快賺到了1萬元，這也是我買得起機票的原因(買不起的就得靠東南亞的親戚寄錢回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廈門機場開通了到香港的航線，往返晉江與菲律賓可以省下一天的時間。有了這個便利條件，加上1986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我找了幾個親戚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在家鄉的土地上生產紡織機和印花機配件。1990年，為了拓展業務，我再次南下尋找銷路，到東南亞各國推銷產品，參加國際展會。那時候，坐飛機去東南亞已經方便多了。

　　△泉州晉江國際機場

　　當時從廈門到晉江要坐4個小時的汽車。如果泉州也能有自己的機場就好了，這是泉州市民和海外華僑的共同夢想。閩南人崇尚“輸人不輸陣”，不缺乏讓夢想成真的魄力。建設泉州晉江機場那幾年，從企業家到普通市民再到華僑，大家慷慨解囊，捐資建機場，我當時也捐了15000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東南亞各國面臨嚴重困難。因為貨幣貶值等，東南亞一些國家沒辦法買其他國家昂貴的產品。別人的危機就是我的商機。我第三次下南洋創業，與當地知名僑領合作投資，創辦了印尼宇宙集團，并在香港成立公司，取名為“聚旺”，寓意“聚才聚德聚善緣，旺家旺族旺中華”。

　　上世紀90年代，如果能坐新加坡航空、馬來西亞航空的航班，華僑們就不會選擇中國民航。機型、服務、航線、時刻……他們能說出一連串理由。到了今天，這些理由通通不適用了。“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國內航空公司開通的國際航線越來越多了。為了幫助企業研發有機垃圾微生物處理設備，我坐飛機去過70多個國家，幾乎走遍了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所有國家，還寫成了小說《閩商下南洋》，講述了一個世紀以來，三個不同歷史時期華僑、閩商的傳奇經歷。交通方式的變遷是其中很重要的時代注腳——我是在飛機上寫完整部小說的，這樣的感受就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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