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首都機場和虹橋機場在國外某個航班正點率排行榜中勇奪倒數第一和第二，又聽說航空公司空姐執飛前開始拜“正點”大神，還聽說民航局下半年將在全行業開展航班延誤專項治理工作，主要針對延誤后航空公司服務不到位、乘客上機等候時間過長等群眾關心的問題進行治理。但顯然是這種治理對個別旅客來講有些遠水不解近渴，7月上旬上海、溫州等地分別有4名和2名旅客因為航班延誤毆打機場地勤被拘，算是用“重拳”出擊來表達對航班延誤治理的期望了。

　　面對這幾乎司空見慣的“重拳”，一個民航業界相當有名氣的朋友曾經對我疑惑地說：同是公共交通運輸工具，為什么火車、公交車延誤后不見乘客聚眾鬧事抱著車輪子要求賠償呢?我的回答是，我國的“仁人志士”們確實是生活在幻覺和自我欺騙中的，他們首先覺得坐飛機是身份尊貴的象征，其次是聽說旅客就是上帝，第三認為自己權益受到損害就必須要賠償。在這樣自欺欺人的虛幻感覺中，他們權利極度膨脹，義務忽略不計，所謂社會公德不過是一個可笑而蒼白的裝飾罷了。也就是說，我國這些坐不住的“仁人志士”之所以可以享受專政機關提供的拘留所免費x日游，除了是因為自己集體無意識或“經濟人理性”外，我認為還是有這么幾個客觀原因的：一是我國近年來航運需求快速增長，運量與空域資源矛盾日益明顯。群眾對航班延誤關注度提高;二是航班延誤年年治理效果難以達到社會公眾的預期，不能滿足廣大旅客對航班正點的殷切希望;三是雖然普法教育已邁入“六五”計劃，但法制意識仍然是公民素質教育中的短板，這一短板限制了旅客依法理性維權的路徑選擇;四是航班延誤出現后，民航業界應對失策，誘發維權型群體性治安事件，最后導致不和諧的場面出現。

　　“戊戌六君子”中的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但被打的民航地勤人員的鮮血注定是白流的，他們就算是在航班延誤后被“仁人志士”不小心肢體接觸一下，也大不了被所在單位以顧全大局的名義給個“委屈獎”安慰一下了事。眼看著國外機場航班延誤后旅客在機場溫良恭儉讓地等待起飛，比等待戈多還虔誠，這在我國的“仁人志士”們眼中簡直是不一般的傻：怎么?竟然不懂在航班延誤后準確掐住機場和航空公司的命門，再以不敗的“雞蛋的立場”搞點悲情戰略占領道德制高點，然后祭出“拖”字訣來，自可讓機場和航空公司乖乖簽訂城下之盟賠錢了事?“志士”得利，所謂百試不爽的“以鬧促和”大抵如此，航空公司破財免災，也貌似是一個雙贏結果嘛。而民航作為服務行業，其產品對服務質量有著很高的標準，為達到這一高標準，在行業競爭的巨大壓力下業界各服務崗位已經有片面犧牲從業人員部分或全部的自尊的傾向和前科，流幾滴血原本就是在成本控制范圍內的，更何況面對的還是為了維權的“上帝”，自然也就只好做出犧牲，唱唱“你傷害了我，我一笑而過……”了事。

　　民航業界這種片面強調服務怯于提及契約精神的行徑，除了助長個別旅客暴力維權的信心和決心外于事無補，自然是無法真正解決航班延誤后旅客與民航的對立矛盾，更是無法解釋為什么越提倡優質服務越無法解決原本是利益共同體的航空運輸合同雙方在航班延誤后的不可調和。眾所周知的是，民航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品具有準公共產品特性。準公共產品自然有其公共性，所有享用這一公共產品的人都平等享受某種利益，因而共同承擔相應義務，這便是我所理解的根本解決航班延誤問題的基礎所在。中國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表示，民航局下半年將在全行業開展航班延誤專項治理工作，對航班延誤責任單位要加大處罰力度。民航局相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治理內容包括航空公司應對延誤的服務工作;旅客機上等候時間過長;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導致延誤等。其中航班延誤4小時以上，因航空公司飛機調配和自身服務等方面原因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取消該航班本航季時刻，并不再受理下一航季航班時刻的申請。治理力度和決心不可謂不大，然而，我們卻沒有看到綜合治理航班延誤各方中旅客的位置，有些遺憾。

　　27年前一句“理解萬歲”讓全社會消解了無數的對立，27年后，我們仍需要這句話來促進和諧民航和民航的持續安全。對社會公眾來講，在理解到“仁人志士”們如此“重拳”對治理航班延誤無濟于事的同時，也應理解民航業界面對航班延誤的種種無奈才是，畢竟“雞蛋的立場”不代表必然正確的立場;對民航企業來講，航班延誤后的損失是以分鐘來計算的，所以不能把妥善解決航班延誤的希望寄托在暴力維權旅客社會公德和法治意識的突然覺醒上，只能寄托在從管理和服務中尋找自我提升的途徑，如履薄冰般盡量避免航班延誤;對旅客來講，只要認識到航班延誤后暴力維權最終會是一個“零和博弈”，不再把“重拳”落在同是航班延誤受害者的其他人身上，就已經達到了做一個合格的旅客的基本條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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