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中始終珍藏著一盒窩頭形狀的云南沱茶，那是1989年我從民航局調來廈航工作時，我的師父、“兩航”起義北飛機組成員顧杰飛送給我的。30多年過去了，它的包裝盒已經在歲月的侵蝕下斑駁泛黃，但每當看到這盒“窩頭茶”，我的思緒就回到了大學畢業后，在師父身邊工作學習的難忘歲月。

　　1986年，我從中國民航大學航行管制專業畢業，分配到民航總局航行司航行情報室工作。當時我所在的辦公室有3名是參加過“兩航”起義的前輩——飛行員朱國雄、領航員楊宏量和我的師父顧杰飛。顧杰飛生于1910年11月，我參加工作時他已經76歲高齡了，仍然堅持奮戰在工作崗位上。1949年11月9日，他曾經作為C-47XT-129號飛機的報務員，從香港飛抵天津張貴莊機場，從此開啟了為新中國民航事業奮斗一生的光輝歷程。我也因此有幸與顧老結下了一段永生難忘的師生情緣。

　　“一個字都不能錯”

　　工作中的顧老是一個高度負責、一絲不茍的人。當時他受命主持編寫中國民航的AIP(航行情報匯編)，這是中國民航向全球航空用戶公布航空情報數據的主要途徑，是保證安全飛行的基礎。“人命關天，一個字都不能錯，否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顧老經常反復強調：“只要我們對外提供的資料，尤其是飛行高度、航線角、進近圖、進離場圖和機場平面圖等各類數據，必須要反復檢查，確保準確無誤。”不光對我們要求嚴格，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則。當時厚厚一本中英文對照的AIP，都是他憑借著扎實的英文功底逐字逐句校對之后才發布的。顧老廢寢忘食地投入工作，忙到連家里的鍋碗瓢盆都不知道在哪里，但AIP每一頁、每一行的內容卻記得清清楚楚。

　　正是在顧老的言傳身教和嚴格要求下，初出茅廬的我體會到了什么叫做一心為國、忠誠擔當，什么叫做敬畏生命、敬畏責任，養成了受益終身的良好習慣。在顧老身邊工作的3年時間里，他“手把手”地教導、“實打實”地幫助，將畢生所學所悟都悉心傳授給我們這批年輕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們能夠快點學會、早點成才，為國家多做貢獻。顧老常說：“你們是國家的未來，將來一定會比我們有出息。”

　　“年輕人可以多睡會”

　　盡管工作上要求嚴格，但在生活中，顧老卻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十分關心年輕人的成長，給予我們無微不至的呵護。北京的冬天很冷，但年近八旬的他總是6點鐘準時起床，推著自行車沿著上班的路慢跑，跑熱了就騎上去一口氣蹬到單位，成為每天上班最早的人。到單位后，整理房間、掃地、擦桌子、去水房打水……在我們上班前，顧老已經搶著把這些工作都做完了。有時候我們趕上值班睡在辦公室，一睜眼發現顧老正在干活，就趕緊搶過來對他說：“顧老顧老您別動，我們來。”而他卻笑瞇瞇地說：“我來干沒關系，年輕人可以多睡會，再說這也沒到上班時間呢!”

　　不光顧老，當時辦公室里的朱國雄、楊宏量，以及曾駕駛“空中行宮”飛機載著時任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央航總經理陳卓林飛抵北京的機長潘國定等“兩航”起義前輩都與我們這些年輕人成為了“忘年交”，既是工作上的“引路人”，也是生活中的“知心人”。每周我們都要找一天，在總局旁邊的小飯館里“敲竹杠”，花上他們十幾塊錢，點幾個菜“改善生活”。這對剛參加工作的我們來說已經是非常“奢侈”的大餐了，前輩們也很樂意用這樣的方式給年輕人一些關愛。小飯館里的歡聲笑語成為了難忘的美好回憶。

　　“專心做事，少講條件”

　　1989年4月，我從民航總局調到廈航工作。在離開北京前，顧老專門把我叫到家里，讓老伴做了一大桌子菜為我送行。“盡管很舍不得你走，但廈航是全國第一家民航局和地方合辦的航空公司，是改革開放的試點，前景非常好，我支持你去。”顧老叮囑我說：“去了之后你要利用所學到的東西多做貢獻，專心做事，少講條件，一定要為廈航多出力!”

　　光陰荏苒，轉眼已經來到我在廈航工作的第31個年頭。30多年的時光里，我始終保持著在顧老身邊時養成的工作習慣，廈航“寧可地面多用十日功，不可浪費空中一分鐘”的安全理念和航空情報“2+4校核把關”制度，都是在他的精神影響下確立的。同時，在廈航我有幸長期跟隨在“改革先鋒”吳榮南身邊，并得到了陳耀宗、李鴻禧兩位“兩航”起義前輩的教導幫助，從他們身上我學習到了愛黨愛國、艱苦奮斗、不畏困難、甘于奉獻的寶貴精神，收獲了許多成長和進步。

　　拳拳之心，赤子情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990年6月，顧老溘然仙逝，告別了他熱愛并為之奮斗一生的民航事業。但只要“兩航”起義的精神在，我們的腳步就不會停止。這種精神薪火相傳，就像越陳越香的“窩頭茶”，永遠給人前進的力量。不管面對多大的困難和挑戰，我只要看看師父送給我的“窩頭茶”，就會回憶起他的諄諄教導，想到自己肩上的重擔，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

　　“專心做事，少講條件。”這是分別前師父囑咐我的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作者趙東 系廈門航空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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