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奈空難:傷俄羅斯的心,要埃及的命
11月7日起,受西奈半島民航客機KGL9268墜毀事件影響,俄羅斯派出44架飛機前往埃及接送本國近8萬游客緊急撤離。在此前后,英國、法國、土耳其、德國等也紛紛采取更改航線、暫停航班、撤離僑民和限制赴埃旅行等措施防患于未然。10月30日發生的西奈空難原因初步調查結果已日益清晰而集中地指向恐怖襲擊,事件正在向極其不利于埃及的方向發酵。224名平民的遇難讓俄羅斯舉國傷心裂肺,更對準備起步騰飛的埃及經濟構成致命打擊。
空難發生之初,“伊斯蘭國”武裝即聲稱對這一事件負責,國際社會并未當真,普遍判斷該組織缺乏擊落高空飛行器的先進武器。11月4日,“伊斯蘭國”西奈分支頭目、宗教人員阿布·烏薩馬·馬斯里公布一段音頻再次認領這場災難責任。美英情報部門通過監聽馬斯里等人與敘利亞境內的通訊聯系認定,恐怖分子通過內線將炸彈帶入失事客機行李艙。盡管埃及和俄羅斯對飛機失事原因表態慎重,但CNN援引美國軍事、情報和安全部門官員的判斷稱,幾乎可以肯定客機失事是炸彈爆炸引發飛機瞬間解體所致。
俄羅斯是這起空難的直接受害方,也是第一利益攸關方,同時還是真相調查的主導者,在對航空記錄儀數據和飛機殘骸等證據鏈沒有充分分析和論證前,保持低調避免做出輕率結論不難理解,因為事關國內民意對中東政策走向和反恐戰略的態度。俄羅斯顯然不希望把這起空難和俄羅斯人不受歡迎相聯系,更不希望讓輿論認為這是俄羅斯最近大規模軍事介入敘利亞的并發癥之一。但是,俄羅斯緊急組織滯留于沙姆沙伊赫和古爾代蓋兩個紅海旅游勝地的7.9萬本國人撤離,而且不得托運任何行李,這個行動本身就已非常明確地透露出空難的性質。
旅游是埃及經濟的傳統重要支柱之一,據統計,2014年,埃及旅游收入占GDP的11.5%,旅游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12.6%;旅游總投資占服務業總量的5.5%。2011年“廣場革命”以后,埃及一直處于動蕩不定甚至流血沖突,安全形勢急速惡化,外國游客數量銳減,旅游收入明顯下挫。2013年軍方重新掌權,局勢才逐步有所好轉。2014年5月軍方領導人塞西當選總統后,公布一系列振興國家、恢復經濟和改善民生的舉措,使埃及重現希望之光。除西奈半島外,埃及總體治安形勢逐步向好,外國游客數量顯著恢復,外國投資也在緩慢回流。
西奈空難無疑是對這一良好態勢的直接阻斷。據埃及旅游部門估計,這一事件將造成旅游損失日均400萬美元,特別是占外國游客70%的俄羅斯和英國游客全面撤離,其中僅失去俄羅斯游客一項,每天就減少250萬美元收益。在沙姆沙伊赫的外國游客構成中,俄羅斯人占50%。據俄羅斯旅游協會披露,這次災難還導致35%的計劃內俄羅斯游客取消埃及之行。
恐怖襲擊一直是埃及難以禁絕甚至無力遏制的痼疾,尤其以西奈半島為猖獗,而埃及當局在西奈半島的治理甚至情報體系不僅乏力而且混亂不堪。埃及境內的恐怖組織一直都把外國游客當做傷害對象,試圖借助摧毀旅游經濟來破壞政府國內聲威和國際形象,也正因為如此,在埃及催生出世界上第一支旅游警察部隊。
很顯然,這次災難對埃及經濟的打擊可能是全面的、連鎖的和系統性的,決不會停留于單個的旅游行業。首先,空難將帶來埃及外匯收入短缺狀況的加劇。去年埃及旅游創匯19億美元,約占全年外匯收入的25%;俄英兩國游客撤離,使埃及每天損失外匯收入540萬美元。由于沙特、科威特和阿聯酋等國緊急注資埃及央行,加之塞西政府削減補貼、壓縮開支,今年9月埃及的外匯儲備也只維持在163億美元,僅能維持27個月的進口能力。今年7月,由于外匯短缺,埃鎊大幅度貶值并創近年紀錄,這次空難導致的外匯緊縮勢必強化埃鎊貶值的勢頭。
其次,空難如果確實為恐怖襲擊所致,將暴露埃及航空體系的安全漏洞,導致埃及航空業的階段性萎縮,至少會引發國際航班數量的銳減,進而對埃及的整個產業鏈條構成嚴重傷害。俄羅斯不僅一次性撤離數量巨大的游客,而且宣布暫停所有往返埃及的民航飛行計劃。其他部分國家對往返埃及的航線、機場調整和旅行團控制,都會對埃及航空業構成累計沖擊,因為恐怖襲擊至少證實兩個技術性的致命問題:埃及航空系統要么存在恐怖分子內因,要么存在嚴重的技術和管理漏洞。美聯社稱,沙姆沙伊赫機場的安全隱患一直存在,包括行李掃描設施經常失效,機載食品和燃料在入口處缺乏嚴格檢查。最悲哀的是,主管官員和部門對這種設備與管理的黑洞熟視無睹,而且屢禁不止。
疑似恐怖襲擊引發的空難再次證明埃及的政商環境令人堪憂,它將給外國投資人的信心以沉重打擊,使埃及千呼萬喚的國際資本望而卻步,甚至會刺激已經進入的外資中途撤離。預計未來埃及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高達數千億美元,本國能夠支付的也只有幾十億美元,絕大多數虧缺要依靠外來資本填補。但是,持續的恐怖襲擊造成的負面沖擊將使埃及振興的雄心壯志大打折扣。
以筆者對埃及的了解,解決政商環境不良絕非簡單的治安和反恐問題,同樣也是個治國安邦的系統工程。埃及社會長期彌漫的司法執法隨意,權力尋租普遍,商業誠信缺失,工作效率低下,消極散漫無序,浮夸空談懈怠,以及政教關系緊張,都是制約埃及與世界高效和順利接軌的積弊。從筆者1986年首次赴埃及工作起,到去年“五一”長假期間第四次去旅行觀察,遲遲未見改這種政商環境本質上是商業文化、國際意識和現代治理的明顯滯后,它不僅導致恐怖分子容易得手直接傷害埃及經濟發展和國家形象,更從深層次制約埃及難以鳳凰涅槃。
(作者為博聯社總裁、著名國際問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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