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集團48個分公司，卻幾乎都圍繞修飛機。有人說他走的是一條“窄路”，或者是“小胡同”，甚至是“死胡同”。一路上，曾有無數人嘲弄他，質疑他，但他卻都成功了，他就是海特的董事長李飚。

　　1971年出生的李飚是個聽話的孩子。小學，初中都在父親的安排下按部就班上學，包括日后去一所空軍航空工程學校讀中專。

　　那個時候，李飚最大的夢想就是端上鐵飯碗，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城里分到一套房子。

　　不過，真等他1986年頂職去父親所在的軍工廠，得到的卻只是一份3年的合同工，也就是大伙口中的“泥飯碗”，而且專業也不對口。

　　當時，在計劃經濟時代，當工人尤其是軍工廠的工人相當吃香，自來水、煤氣等都不要錢，隔三差五還發米、發油、發面。所以，很多廠礦子弟成天在一起唱歌、拉二胡，日子過得非常快活。

　　但是，那一切與李飚無關。因為他是合同制，只有干巴巴的十幾元死工資，什么福利都享受不到。

　　李飚當然不甘心，他寄希望于讀書改變命運 ，“函授、自考、夜校，只要能上的都去上。”同時，嘗試著做生意，包括航空器材、建設有線電視臺、衛星地面接收站、家用電器等10多種工作，李飚都涉足過。

　　不甘心的還有他父親。老人家在體制內工作了大半輩子，可以說把最美好、最青年的一段時光都奉獻給了祖國的國防事業。

　　但是，等到快退休的時候卻趕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廠里活越來越少，待遇越來越低，你說心里能不窩火嗎?

　　所以，當1986年第一波下海經商熱潮來臨時，老人家毫不猶豫下了海，參與成都一家新技術應用研究所的成立，負責與軍工配套的數字檢測設備、放大器、濾波器、功能板卡的研發與生產。

　　他不只是自己下海，還把李飚也拉了過去。后來，李飚在研究所里擔任市場經理，承擔采購電子元器件、聯系客戶的工作。

　　沒有想到的是，研究所第一年就賺到了2萬多塊。3年后，銷售收入更是達到幾十萬，李飚自然也拿到了上萬塊的業績提成，小伙子心動了，“別人能干，我們也能干!”

　　于是，1991年，李飚說服父親拿出1萬元，成立了海特公司。父親負責技術研發，其余的銷售、采購、后勤等工作全部由李飚承擔。

　　剛開始，公司主要定位為電子零部件的維修。

　　那段時間，李飚每天早上7點不到就騎著自行車出門。為啥?趕時間!因為電子元件要求極高，比如一個電阻，其精度往往要精確到小數點后面4位數，所以李飚要在成都幾個電子市場來回奔波四、五趟，才能在1000多支電阻里面才能找到一支合格的。

　　沒有想到的是，錢沒有賺到，病卻找上們來。由于經常飽一頓餓一頓，李飚不久就患上了胃病，1992年春天更是痛到從自行車上滾下來，一頭栽倒到農田里。那一年，他剛剛21歲。

　　父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必須調整方向!”

　　“往哪里調整?”

　　“進軍航空電子維修業。”

　　進軍航空電子維修業，那是說干就能干的?

　　要知道，如果說發動機是飛機的心臟，那么電子控制器就是飛機的大腦，“電子控制器是一場革命性進步，能在10毫秒內對發動機狀態進行修正。”

　　要知道，當時國內不僅航空維修人才極度匱乏，即便熟悉的也是前蘇聯的模擬集成電路，對于新引進的波音、空客飛機的電子集中電路根本就看不懂。

　　所以，維修技術全掌握在美國、德國等少數國家手中。與上百年歷史的老店競爭，那不等于送死嗎?

　　更主要的是，航空維修業是國家管控的行業，你一家小小的民營企業怎么可能拿得到牌照?

　　但是，老人家主意卻異常堅定，“首先進入發動機大修，然后進入發動機控制器的研發，最后進入飛機整機的改裝與大修!”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老父親唱的是哪出?

　　當然，別人看不懂，李飚看得懂，他明白父親看中的正是航空業巨大的市場潛力。

　　要知道，中國是13億的人口大國，旅游市場大有可為。

　　要知道，很多航空公司買得起飛機，卻修不起飛機。為啥?因為老外的維修費用高得離譜，而且一遇到質量問題，動輒3到5個月的維修期，航空公司只能干賠錢。

　　要知道，父親的高級工程師頭銜不是混出來，而是扎根軍工廠30多年干出來的，那手藝沒得說!

　　此后，正是老父親牽頭，李飚組織了一個40人的研發團隊，前前后后花了幾年的時間，最終搞定了飛機發動機電子調節器的維修專利。

　　此后，海特順理成章獲得了民航系統頒發的適航維修許可證，要知道，那是四川第一家獲得此資質的民營企業。

　　不過，有人不服，“成都有家民營企業膽大包天，竟然搞起了飛機維修……”最終，1994年春天，民航局適航司司長專程去到成都調查，人家目的非常明確，“海特不行就馬上關門!”

　　此后一個多星期，從流程到制度，從團隊到技術，從產品到財務，把海特折騰個底掉。意外的是，那位司長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沒想到你們干得這么好!我們就需要你們這種敢闖敢干的企業，為航空公司解決實際問題!”

　　就這樣，海特公司意外走紅，并迅速成為民航系統的維修樣板工程。也正是在海特的帶頭下，我國一大批民營航空維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

　　海特呢?短短4年銷售收入就超過5000萬，并迅速走出四川，邁向全國。

　　然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不期而至。

　　眼看周圍很多廠倒閉了，海特的工人坐不住了，一位李飚親手帶出來的徒弟喊得最兇，“趕緊把賺到的錢分掉，落袋為安，不出三個月，海特就要完蛋了。”

　　現在回頭來看，海特的股東只有李飚與他的父親，其他的員工都是職業經理人。也就是說，只有李飚爺倆能決定公司的經營決策。

　　但是，當時的工人不管那個，“已經付出了勞動，理所當然也要利益均分!”

　　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最后，李飚與父親只好妥協，把公司賬面的現金全分了。

　　最慘的1999年年末，公司賬面資金只剩下10萬元不到，維持公司日常運轉都成了問題。

　　怎么辦?最后，父子倆下狠心把家里的房子、車子等所有能抵押的財產都抵押給了一家商業銀行，將獲得的60多萬貸款全部投入到公司運轉中，公司才度過難關。

　　在那段日子里，李飚好幾次都挺不下去了。關鍵時候，又是父親的話起了作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熬過來，才能繼續往前走。”

　　果然，否極泰來。

　　此后的5年，海特的事業進入了快車道。航空維修、飛機拆解、研發制造、培訓租賃……父子倆在產業鏈條上左右逢源，做成了“一站式”航空服務體系，甚至開展了中小型航空發動機的大修、翻修業務，并創造出多個第一。

　　第一家飛機中小型發動機維修基地

　　第一家民營的飛機大修企業

　　第一家運輸飛機模擬機的制造企業

　　第一家研制出直升機救援電動絞車

　　第一家研制出駕駛員脈沖供氧系統

　　第一家獲得“國防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2004年7月21日，海特一舉在深交所上市，此后10年，市值翻了39倍，2015年市值更是突破200億。

　　海特也成為一家涵括航空技術服務全流程的民營集團，擁有包括國航、東航、南航、海航等四大航空公司在內的100多位客戶，并與波音、空客、龐巴迪等20多家國際知名公司建立合作關系。

　　4年后的2008年7月，老爺子放心辭去海特高新董事長、董事職務，正式將公司管理權移交給了李飚。

　　李飚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投入1.5億造直升機的計劃成功了，“飛行高度8000米，性能高、可靠性強、使用成本低。”此后，李飚連燒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在混改。早在2003年，李飚就嘗到了甜頭，與東方航空合資成立的滬特航空，第一年就盈利3000萬。所以，2010年他繼續發力，與四川航空、港機工程等3家公司成立了四川飛機工程，開展空客飛機的整機大修。

　　2011年以后，李飚又一次走到了軍民融合的最前面，宣布“民參軍”。在朱日和閱兵的戰機上，在海軍艦艇上，在民航客機上，甚至在國家領導人出訪的專機上，都留下了海特人的身影。

　　6年后的2015年9月3日，抗戰勝利日大閱兵，裝有海特電子控制器的戰機，成功飛過了天安門上空。

　　第二把火是進軍客機改貨機市場。2010年以后，隨著“三通一達”以及順豐的快速發展，貨運市場迎來大爆發，很多航空公司的貨運業務甚至超過了客運。

　　客改貨聽起來容易，就是拆解幾個座位，其實是一個技術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加裝大貨艙門、貨物處理系統，而且還不能改變飛機的空機重心。

　　當時，除波音和空客之外，全球獲得這一資質的企業不到5家。

　　但是，李飚手下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全公司2000多人，85%以上都是科研人員，光從海外引進的博士有40多位。一到年度會議，來自美國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德國的博士濟濟一堂，仿佛在開聯合國會議。

　　而且，李飚心態很開放，“有錢大家賺!”最后選定的合作單位是以色列的宇航工業，那是以色列的最佳防務和航空公司，在航空航天、計算機應用等領域，擁有世界級尖端解決方案的能力。

　　第三把火是進軍芯片。2015年1月，李飚聯合中電科29所合資組建海威華芯，在國內率先生產出6寸芯片，正式挺進高端射頻芯片領域，“高端集成電路，國外不賣，就自己搞”。

　　沒有想到的是，僅僅1年半以后，海威華芯的生產線就下線了6寸的砷化鎵、氮化鎵產品，一舉成為這一領域的最先進生產線之一。

　　目前，李飚靜待5G爆發，“車聯網、物聯網與基礎通信網絡的長足發展，為砷化鎵芯片的應用創造廣闊的市場空間。”

　　“對于追夢這件事，如果有機會去做，有能力就去，那就趕快去做。人生沒有休止符，不然，每一次停止，都會在后面感到錯過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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